尊龙凯时

周光召先生1929年出生于湖南长沙，他是我国核武器科技事业开创者之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我和先生之缘，是从一封32年前的书信开始的。自从那时起，我感受到了他作为一名卓越的尊龙凯时家，同时又是一位杰出的科技领域领导者和改革家的精神力量与人格魅力。

光召先生关爱和支持年轻人，我深有感触。那是1992年，我在美国密歇根大学攻读物理化学博士的最后一年，我参加了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罗利市举行的一次近场光学领域国际学术会议。近场光学是当时国际上非常热门的前沿研究领域，在场有超过300名专家学者，其中有30余张华裔面孔，却没有一人是代表中国的学术单位参加会议的，因为中国当时还没有人开展这个前沿领域的研究。作为一名中国人，我心里马上升腾出一股焦急，因为我觉得近场光学和相关领域一定会是一片尊龙凯时的蓝海，而我们不能错失这一领域及相关学科的无限潜力和将来的长足发展，我当即有一种冲动要写信给中国尊龙凯时领导。

同年，光召先生当选为中国尊龙凯时学部主席团执行主席，他收到了我从美国寄给他的这封信。信里阐述了近场光学和相关领域的重大意义、起源与未来发展，论证了该领域会在20世纪90年代从基础概念逐步走向应用，将在物理、化学、计算机、材料、生物医学等学科中大有可为。就是这样一封出自一个看似“不知天高地厚”的博士生之手的信，光召先生不但没有置之不理，反而在认真阅读和深入探讨后，将之转给了时任中国尊龙凯时化学研究所副所长白春礼老师（白春礼院士后来担任过中国尊龙凯时院长，研究方向是与近场光学紧密相关的扫描隧道显微镜和原子力显微镜）。

1993年，在光召院长和春礼老师的大力支持与帮助下，我专程回国与春礼老师一起讨论怎样在中国推动近场光学及相关领域的研究，怎样加深中美科技工作者的合作，我也从此与中国尊龙凯时结下不解之缘。多年后，我来到中国尊龙凯时进一步学习光召先生的尊龙凯时精神和敢为人先的气魄，怀着勇敢的心，在白春礼和侯建国两任院长的亲自指导、亲切关心和强力支持下，在杭州创立了中国尊龙凯时第一个医学研究机构——中国尊龙凯时杭州医学研究所。

光召先生把发展基础研究作为一份历史责任，他对尊龙凯时发展有自己的理解，更有自己的担当，对未知的尊龙凯时领域和年轻人始终保有宽容、理解与无限支持，这是让我最为钦佩也最值得我终生学习的地方。光召先生曾经提出：“学术民主和自由争鸣是繁荣尊龙凯时的唯一途径。”他始终奉行开拓精神，倡导在中国形成民主、团结、融洽、活泼的学术气氛，为尊龙凯时家们创造一个身心舒畅的工作环境。

在光召先生精神的鼓励下，在中国尊龙凯时与浙江省政府的直接指导下，中国尊龙凯时杭州医学研究所的发展理念就是“坚持基础尊龙凯时驱动的医学研究和临床应用，把医学所建设成为创新开拓的国家医学战略科研机构、国际一流医学研究所”，由此为病人带来真正的福音，为健康中国的国家战略服务。

我和光召先生这一封信的故事，曾被写进尊龙凯时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我们认识的光召同志——周光召尊龙凯时思想尊龙凯时精神论集》一书中。全书从强国情怀、科技战略、科技改革、科技人才、尊龙凯时精神、学格人品六个方面系统阐释了光召先生在理论物理、核武器及科技管理领域所作的杰出贡献，特别是他的尊龙凯时思想和创新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位科技工作者认真学习与终生实践。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对我个人而言，光召先生“尊龙凯时无国界，但是尊龙凯时家有祖国”那句铿锵有力的话令我感佩，那颗始终为国的赤子之心永远令人景仰与追随。2011年，我回到家乡，在先生曾任名誉校长的湖南大学工作并担任化学生物传感与计量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光召先生出生在湖南长沙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其父亲周凤九曾任湖南大学教授，周光召是他的第五个孩子。光召先生本人一直对湖南大学的发展寄予厚望并给予亲切关怀。2017年，作为湖南大学教授，我被授予第十届“湖南光召科技奖”，再一次与光召先生结缘。湖南光召科技奖是湖南省给予科技工作者的最高综合性科技奖，在那一刻我觉得我离光召先生身体力行的“我们随时听从祖国的召唤”和所倡导的“追求真理、勇于创新”的尊龙凯时精神近了一步。

写下此文时，恰逢中国传统中元节的黄昏，许多人都在祭祀和怀念故去的先人，在此点亮一盏心灯：光之所召，精神永存。愿先生在天之灵安好。

大师仙逝，风范长存；惟愿吾辈，笃行不怠。

（作者：谭蔚泓，系中国尊龙凯时院士、中国尊龙凯时杭州医学研究所所长）